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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刻章救妻拷问医保 新农合医保难适于外来工

2022-05-29

他们都生活在北京,他不帅,她不美,却一见钟情;他没钱,她失业,却相濡以沫;她患上严重尿毒症,他倾家荡产为她透析治病,不离不弃;她没有北京户口办不了医保,他豁出去刻了假章,用假收费单让医院为她透析4年,骗取医疗费17万后来他被抓受审,他说做这一切只为不让她先死。

廖丹:最担心儿子,儿子很懂事,也知道学习(指着满墙的奖状),但他还小没人照顾,觉得对不住他,妻子能活三个月还是五个月,都是她的了。

廖丹:是的,我小孩自打生下三个月,我就自己带到现在,我孩子说“爸,你放心,你要饭我都跟着你”,我说“行了,有你这句话就行了”。

廖丹:我对救助体制也不懂,就希望政府救助体制完善一些,能让我们这些没多少文化的人也能知道该向哪些机构求助,别让更多人像我一样,走了弯路,走了绝路。

杜金领:以前也总是拌嘴,自从我生病之后就几乎没有了,(指着屋里的空调说)家中唯一的空调装在我和儿子睡觉的房间。

杜金领:他什么都没给我说,只是说你别管了,只要我活着就会一直给你看病。他太傻了,我要知道,绝对不让他干。

杜金领:也生气,但他都是为了我,我还能说什么。受审前一天他一宿没睡,临走前掉了泪,这个月低保仅剩下的100元放在我床上。他说他不知道能不能回来,这100元留给我,能吃几顿吃几顿。

杜金领:糖尿病,挺严重的,但是为了我,他根本没顾上给自己看,平时就是从朋友那里拿点儿药维持着,连测个血糖都顾不上。

杜金领:(哽咽的杜金领此时已经说不出线岁的北京爷们儿,坐在堆满了账单的床边,埋着头抽着烟,时不时发出沉沉的叹息声。

东南五环外怡景城景西公寓的一间老房内,50多平的屋里堆满了衣服、药瓶和杂物,墙角布满了黑黑的蜘蛛网,衣柜上积起了薄薄的一层灰,矮小的餐桌上有昨天吃剩的腌黄瓜和半个馒头,墙上贴满了“优秀学生”的奖状。

为了给身患尿毒症的妻子做透析,在2007年11月至2011年9月的近4年间,廖丹私刻医院收费公章,涉嫌伪造收费单,骗取医药费17.2万余元,后被检察院以罪起诉,最高或将获刑十年。

这无疑是一个情理与法理、私德与公义高度矛盾纠结的悲情案件。廖丹以犯罪的方式挽救了一条人命,该如何厘清其中的善与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表示,廖丹家庭悲剧的背后,凸显当前医保覆盖窘境。

15年前,26岁的廖丹经人介绍结识了比他小两岁、在工厂当焊工的河北人杜金领。1998年,两人成婚,两年后儿子出生。婚后的生活虽不富足,但也过得去,然而好景不长,两人的单位先后倒闭,他们只能到处打零工。

2007年前后,在院工作的杜金领被查出患了尿毒症。透析是唯一的治疗方法。但昂贵的透析费很快让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

根据相关规定,廖丹一家每月能领到1700多元低保,两年前这个数字是1536元;妻子生病后,开“黑摩的”拉活儿便成为廖丹唯一的家庭收入来源。廖丹告诉记者,“每天早晨六点到做早饭这段时间出去拉活儿,一天也就能赚得三四十元”,这就是廖丹所有的经济来源。

廖丹一周要给妻子做两次透析,两次费用是420元,一个月算下来是3360元,“加上每月的药费和打针费要超过4000元”,杜金领告诉记者,这还不包括廖丹自己治糖尿病的医药费。

当记者问到有没有想过借钱时,廖丹苦笑着说,“一年12个月,12个月在借钱,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我借怕了,他们也都说这是一个无底洞”。

廖丹坦言其实很感谢朋友们的帮衬,“有时候朋友们直接给三五百的,也说是不用还了,但是没办法,借到最后朋友们也都敬而远之了”。

就在廖丹走投无路的时候,廖丹发现,每次到医院交钱时,收费室在收费单上盖章后,再让他拿着收费单送到透析科室,两个科室不直接沟通。

2007年11月,廖丹通过路边刻假章的“小广告”,找人刻了北京医院的收费章,自己在收费单上盖上“章”,然后将收费单交到透析科。

“第一次,我真怕,担心被发现。没想到瞅了一下就收起来了。”蒙混过关的廖丹,随后一次次“悬着心”去伪造收费单。

尽管屡试不爽,但这种害怕东窗事发的紧张和恐惧从未间断,廖丹说,“四年中,只要家附近来个巡逻车,都要紧张地往外看看,担心是不是要来抓我了”。

去年9月,北京医院升级收费系统,透析科室负责人发现,杜金领一直在透析治疗,但收费系统里却缺少51次缴费记录,而患者交来的49张收费单均系伪造,涉及费用17万余元。

今年2月22日,廖丹被刑拘;3月8日,廖丹被取保候审。7月11日开庭,按照金额廖丹可处以3年到10年有期徒刑,因为案件特殊性,法院并未当庭宣判。

当记者问到,情与法哪个更重要时,廖丹称,“当然是法律重要,毕竟我犯了法,但是没办法,总不能看着她死”。

得知自己的事情被称为“最凄美北京爱情故事”,廖丹有些尴尬地笑了,“说什么爱情,我属猪她属牛,平时开玩笑都是臭猪回来了,大牛挺好的什么亲爱的呀,我们说不出来。”

提起十几年的婚姻,廖丹似乎说不出什么。“没有送过她一次鲜花,没有一件礼物,什么是爱情我不懂,我就知道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她有病了,我就不能不管”。

恋爱时没有花前月下,婚后没有甜言蜜语,但在杜金领患尿毒症严重到无法下床的时候,廖丹却天天把饭端到床头,里里外外没有一句怨言,“说啥爱情,就是家里这点事”。

杜金领告诉记者,“他是不帅,第一次见面时候甚至觉得这个人怎么看着这么凶,但接触之后发现他心眼儿好,生病这么多年下来,发现没嫁错人”。

“能从朋友那拿点儿药就吃点儿,没有就扛着,自己偶尔手里有几块钱了,就买几个药片”,谈到自己的糖尿病,廖丹显得格外轻描淡写。事实上,脚踝处溃烂的皮肤已经显示,他的病情并不像他描述的那么无关紧要。

当记者问廖丹梦想是什么时,他说,“就希望未来能够和妻子儿子好好地呆着吧,过普普通通的生活”。

廖丹案件披露后,不少好心人解囊相助。13日下午,在医院给妻子做透析时,廖丹收到爱心人士送来的3.5万元现金后,即转手拿到法院退赃。截至记者发稿,新浪微公益收到的累计捐款也已超过20万,社会各界已向廖丹捐款合计逾40万元。珠海市政协陈利浩汇款17.2万元,希望廖丹用于退还骗得的案款。昨日,廖丹即用这笔钱向法院退款,走出法院后,他当即通过电话向陈利浩表示了感谢。

日前,廖丹已经授权爱心人士为他的妻子募集治疗善款,总金额50万元。授权由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全程执行这笔款项并与医院直接对接,确保各项捐款信息、治疗凭据等公开透明,费用将只用于其妻子的治疗,专款专用,接受公众监管。

走投无路的廖丹也想过求助医保。但此时的医保对于他来说,就像一根浮在水面的稻草,拉不住、靠不得。

早在2010年,人社部便曾明确,“对自愿选择参加城镇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和农民工,各地不得以户籍等原因设置参保障碍”,可在北京,廖丹妻子仍因“不是北京户口,不能享受北京市民医保待遇”。廖丹想过让妻子回河北老家报销医疗费,但“太麻烦了,妻子的身体也经不起来回折腾”,如果一次不能办妥,每次来回的路费也负担不起。

南方日报记者查阅人社部《2011年度统计公报》发现,类似廖丹妻子这样在户籍夹缝中被城市医保遗漏的外来人员、农民工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

公报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5278万人”,但“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4641万人”。这也就是说,在城镇参加医保的农民工实际不足1/5。

“除了城镇医保,农民工在农村原籍可参加新农合医保,但囿于新农合医保的地域分割、不能互认、统筹层次低下以及报销水平不高等体制障碍,对于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外来工来说,这样的医保显然不可能起到多少事实上的救济作用”,业界人士指出,廖丹妻子的遭遇,便是对此的鲜活诠释。

“廖丹家庭悲剧的背后,凸显当前医保覆盖窘境”。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称,随着流动性人口的膨胀,“外地人”医保关系迁入备受期待,然而医保关系转移支付却难以推行,问题的关键在于资金的分成。

顾昕建议,从长远来讲,提升基层医疗资源,用中央财政进行医保全国统筹以方便民众异地就医,让医保“漫游”起来方为解决杜金领们问题的根本之道。

此外,我国的医疗保险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有权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中,提到了在职员工,也提到了离退休人员,唯独没有那些“无业者”,而廖丹的妻子恰巧属于这样一个制度的盲区,他的求诉无门也变得不那么奇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韩桂君对南方日报记者表示,这是当初我国制定这个条例时存在的一个考虑不周到的情况,现行的医保制度确实无法全面覆盖所有人,我们急需建立一个全民医疗保险机制。

廖丹的事情在法律界引发了一场情与法的探讨,“此案并没有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但法院在宣判过程中,将会考虑廖丹家的实际情况,结果目前还在合议中”,有法律界人士向记者解释。

按照廖丹的金额,及检方建议3-10年的量刑看,该人士分析,如果廖丹获刑3年,就有希望同时获缓刑,这样就能在监外服刑,继续照顾妻儿;但若判刑在3年以上,廖丹就必须被收监服刑。

有评论员文章指出,于法理、公义而言,廖丹私刻医院公章骗取医疗费,当然涉嫌犯罪。但于情理、私德而言,身为下岗工人的廖丹,对长期身患重病的妻子,竭尽所能地治疗,不仅“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而且自己患病“从不去看医生”,最终在“得没办法”的情况下铤而走险的经历,也让人唏嘘。

法律之上还有人性。可以设想,假如廖丹不骗取医药费,他的妻子可能已经病死。这相当于说,廖丹以犯罪的方式挽救了一条人命,对此,检方、法庭该如何厘清其中的善与恶?廖丹当然应受法律制裁,但若被判实刑,他的妻子、孩子谁来照顾?当一个公民不忍坐视另一个公民因无钱而放弃治疗直至等死时,能不能说他也是在挽救社会的脸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