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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天放与“抗战刻本”

2022-05-29

如果说从晚清到1930年之前,还可以称之为近代刻本印书的“中兴期”的话,八年抗战期间就很糟糕了,在日寇悍然侵华、举国生灵涂炭之际,恐怕已鲜有人再能从事此项传统事业,只能称之为近代刻本印书的“衰亡期”了。即或仍有个人能置身世外,偶尔为之,这类“抗战刻本”能于劫灰之下幸存下来的,几率也非常之小了。

抗战期间,中国文化产业曾遭受重创。在此期间,物资短缺、环境恶劣,不要说成本高昂、人工技术要求苛刻的刻本印书,即便是现代出版业也随之萧条不振。迁至后方的出版机构,大多只能印制纸张粗劣、油墨漫漶的铅印书籍,古籍刻印事业基本中断。如今正大力搜寻刻本的藏书家们,无不感叹,1937—1945年间的刻本实属凤毛麟角,几无存世迹象。

事实上,情况也并非完全如此悲观,在抗战大后方的巴蜀地区,还曾经有过较大规模的古籍刻印,而且还是官方组织与实施的、并非偶尔为之的个人行为。这一国难之中的振兴文化之举,之所以长期以来隐而不彰、鲜有人提及,主要还是因为实物证据缺乏之故。

如今,我们在巴蜀地区的旧书店中,还能够偶尔遇到一册两册这种“抗战刻本”,但店主都无一例外的将其出版时间笼统定为晚清或初年,根本不会让人联想到,眼前这种纸张刻印效果均颇为古旧的刻本,会是抗战期间的产物?!

笔者日前偶得一册《白石道人歌曲》,是四川成都存古书局的刻本,乍一看,晚清或初年的刻印特征明显。但书前所附的序言,却是三十一年七月所撰,这就明确指示出了此书乃是抗战期间的旧版新刻,正是难得一见的“抗战刻本”。序言全文照录,酌加标点如下:

蜀之刊人以善刻书著。清季王湘漪先生主讲尊经书院,伍肇龄先生主讲锦江书院,先后择国学书籍若干种,付之剞劂,以惠学子。及存古学堂成立,两书院及官书局之书版均归焉,并加镌若干种,精印行世,一时称盛。其后存古学堂递嬗而为国学院、国学专门学校,公立四川大学,复与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合并而为国立四川大学,此项书版遂为川大校产。二十七年冬,余奉命长川大,公余检视,见书版凡四万余块,经史子集均有。惜庋置一室,多年未加整理,或就残缺,或遭虫蛀,惄焉伤之。拟招工补刻重印,以广流传。因校欵支绌,有志未逮,仅移置旧皇城门楼下以防空袭,施行煮晒,以去虫害而已。抗战既历数载,海岸线悉遭敌寇封锁,西洋科学书籍几不复能输入,东南各都会沦陷敌手,官书局及印书业均受摧残,故虽国学书籍亦感缺乏。川大有此版本,而弃置不加利用,实至为可惜,余乃就集会中枢之便,言于总裁兼行政院院长蒋公,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庸之先生,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先生,请拨欵整理印刷,以救坊间书籍之穷。

蒋公及孔陈二先生慨然允诺,遂于三十年冬拨十六万元以办理此事。惟以工价物价之高昂,未能悉行整理,爰择学子需用最切之书,若五经四史之类,凡二十五种先行付印。其余则稍缓时日,期能一一重印也。补刻工作始于二月,随刻随印至七月,而书成。余乃志其经过于简端,世之学子溜(浏)览诸书时,对蒋公及孔陈二先生阐扬国学,提倡文化之至意,当永矢勿忘也。

稍加研读这篇序言,抗战期间的这次官方组织的古籍刻印活动,便脉络清晰的呈现于眼前了。是书采用四川特有的一种淡皮纸印成,如无这篇序言附前,还是很容易与晚清或初年的当地刻本相混淆的。由此也可以揣测得到,后世书商将这批“抗战刻本”混充早年刻本,是相当容易的,只要将书前附印的这篇序言撕去,便神不知鬼不觉,很难看出破绽来。

这篇幸存下来的序言,所透露的历史信息细节不少,归纳起来,至少有一个史实得以确证:即1940年冬,时任四川大学校长的程天放向蒋介石、孔祥熙、陈立夫等请示,得到政府拨款16万元,将川大贮存的4万余块古籍刻版拣选整理、补刻重印,先行印制了25种古籍。

应当说,在抗战期间,能申请政府拨款、专项用于古籍刻印事业,是相当难得的。当年的各大学校长中,程天放此举颇有些特立独行。那么,程天放何许人也,竟可“就集会中枢之便”,向蒋、孔、陈等高层直接请命呢?

从程氏履历来看,抗战前夕,他在、外交等诸多方面被委以要职,与政府高层本就接触频繁。他不但在宣传、文教事业中多有创举与成绩,任驻德大使期间,还曾陪同孔祥熙等面晤希特勒,试图在抗战前夕施展多面外交手段,寻求出奇制胜的国际博弈。

应当说,程氏本身的社会定位是一位有杰出成绩、敢为人先的青年家,而并不是一位纯粹学者出身的大学校长。但在其任川大校长期间,旧版新印的刻印古籍事业,却也正因为其生涯上的便利,得以重获新生与活力。这虽然仍是杯水车薪式的“政绩工程”,却实实在在可以称之为刻本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刻印,是抗战期间当之无愧的古籍刻印活动之最大规模者。

此外,程氏序言中提到的4万余块书版,目前已不知所踪,或存或毁,或散或佚,都不得而知。程氏当年费尽心力,所重新刻印的这25种古籍,目前也因藏品的缺乏,无法确知其准确书目。据目前笔者所知,有藏家称,在《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这四种原成都存古书局印行的“前四史”零本中,偶有发现纸张、开本、版框与笔者所藏《白石道人歌曲》相仿者,很可能就是程氏主持重刻的25种古籍之一,但大多数都没有程氏序言附前,市面上仍以晚清刻本视之,以作善价。

看来,要澄清历史,还这段“抗战刻本”之本来面目,还需假以时日,还需相当充分、相当持续的甄别与研究。在此,只能寄望有朝一日,各地藏书家能各尽所能,终可搜齐这25种“抗战刻本”,一方面既是巴蜀刻本的绝唱存照,另一方面,也堪称抗战大后方在文化救亡方面的特别文物。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曾当选为上海学生联合会会长,是上海领袖之一。自复旦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入芝加哥大学哲学系,后来转入伊利诺伊大学学系。1926年获学博士,同年8月归国,在复旦大学及大夏大学担任教授。

1927年,任中国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部长。1929年,任省立安徽大学校长,后当选中国第三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1年,出任中国中央党部宣传部副部长,兼任江西省政府教育厅厅长。1932年,兼任陆海军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委员,当选中国第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3年,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后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1934年,调任国立中央学校教务主任,再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1935—1938年,被任命为首任中国驻德国大使。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9年3月,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肖伊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