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资讯时刻了解最新资讯

行业资讯印章知识

程天放與“抗戰刻本”

2022-05-29

如果說從晚清到1930年之前,還可以稱之為近代刻本印書的“中興期”的話,八年抗戰期間就很糟糕了,在日寇悍然侵華、舉國生靈涂炭之際,恐怕已鮮有人再能從事此項傳統事業,隻能稱之為近代刻本印書的“衰亡期”了。即或仍有個人能置身世外,偶爾為之,這類“抗戰刻本”能於劫灰之下幸存下來的,幾率也非常之小了。

抗戰期間,中國文化產業曾遭受重創。在此期間,物資短缺、環境惡劣,不要說成本高昂、人工技術要求苛刻的刻本印書,即便是現代出版業也隨之蕭條不振。遷至后方的出版機構,大多隻能印制紙張粗劣、油墨漫漶的鉛印書籍,古籍刻印事業基本中斷。如今正大力搜尋民國刻本的藏書家們,無不感嘆,1937—1945年間的刻本實屬鳳毛麟角,幾無存世跡象。

事實上,情況也並非完全如此悲觀,在抗戰大后方的巴蜀地區,還曾經有過較大規模的古籍刻印,而且還是官方組織與實施的、並非偶爾為之的個人行為。這一國難之中的振興文化之舉,之所以長期以來隱而不彰、鮮有人提及,主要還是因為實物証據缺乏之故。

如今,我們在巴蜀地區的舊書店中,還能夠偶爾遇到一冊兩冊這種“抗戰刻本”,但店主都無一例外的將其出版時間籠統定為晚清或民國初年,根本不會讓人聯想到,眼前這種紙張刻印效果均頗為古舊的刻本,會是抗戰期間的產物?!

筆者日前偶得一冊《白石道人歌曲》,是四川成都存古書局的刻本,乍一看,晚清或民國初年的刻印特征明顯。但書前所附的序言,卻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所撰,這就明確指示出了此書乃是抗戰期間的舊版新刻,正是難得一見的“抗戰刻本”。序言全文照錄,酌加標點如下:

蜀之刊人以善刻書著。清季王湘漪先生主講尊經書院,伍肇齡先生主講錦江書院,先后擇國學書籍若干種,付之剞劂,以惠學子。及存古學堂成立,兩書院及官書局之書版均歸焉,並加鐫若干種,精印行世,一時稱盛。其后存古學堂遞嬗而為國學院、國學專門學校,公立四川大學,復與成都大學、成都師范大學合並而為國立四川大學,此項書版遂為川大校產。民國二十七年冬,余奉命長川大,公余檢視,見書版凡四萬余塊,經史子集均有。惜庋置一室,多年未加整理,或就殘缺,或遭虫蛀,惄焉傷之。擬招工補刻重印,以廣流傳。因校欵支絀,有志未逮,僅移置舊皇城門樓下以防空襲,施行煮晒,以去虫害而已。抗戰既歷數載,海岸線悉遭敵寇封鎖,西洋科學書籍幾不復能輸入,東南各都會淪陷敵手,官書局及印書業均受摧殘,故雖國學書籍亦感缺乏。川大有此版本,而棄置不加利用,實至為可惜,余乃就集會中樞之便,言於總裁兼行政院院長蔣公,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庸之先生,教育部部長陳立夫先生,請撥欵整理印刷,以救坊間書籍之窮。

蔣公及孔陳二先生慨然允諾,遂於民國三十年冬撥十六萬元以辦理此事。惟以工價物價之高昂,未能悉行整理,爰擇學子需用最切之書,若五經四史之類,凡二十五種先行付印。其余則稍緩時日,期能一一重印也。補刻工作始於二月,隨刻隨印至七月,而書成。余乃志其經過於簡端,世之學子溜(瀏)覽諸書時,對蔣公及孔陳二先生闡揚國學,提倡文化之至意,當永矢勿忘也。

稍加研讀這篇序言,抗戰期間的這次官方組織的古籍刻印活動,便脈絡清晰的呈現於眼前了。是書採用四川特有的一種淡黃色皮紙印成,如無這篇序言附前,還是很容易與晚清或民國初年的當地刻本相混淆的。由此也可以揣測得到,后世書商將這批“抗戰刻本”混充早年刻本,是相當容易的,隻要將書前附印的這篇序言撕去,便神不知鬼不覺,很難看出破綻來。

這篇幸存下來的序言,所透露的歷史信息細節不少,歸納起來,至少有一個史實得以確証:即1940年冬,時任四川大學校長的程天放向蔣介石、孔祥熙、陳立夫等請示,得到政府撥款16萬元,將川大貯存的4萬余塊古籍刻版揀選整理、補刻重印,先行印制了25種古籍。

應當說,在抗戰期間,能申請政府撥款、專項用於古籍刻印事業,是相當難得的。當年的各大學校長中,程天放此舉頗有些特立獨行。那麼,程天放何許人也,竟可“就集會中樞之便”,向蔣、孔、陳等國民黨高層直接請命呢?

從程氏履歷來看,抗戰前夕,他在、外交等諸多方面被委以要職,與政府高層本就接觸頻繁。他不但在宣傳、文教事業中多有創舉與成績,任駐德大使期間,還曾陪同孔祥熙等面晤希特勒,試圖在抗戰前夕施展多面外交手段,尋求出奇制勝的國際博弈。

應當說,程氏本身的社會定位是一位有杰出成績、敢為人先的青年家,而並不是一位純粹學者出身的大學校長。但在其任川大校長期間,舊版新印的刻印古籍事業,卻也正因為其生涯上的便利,得以重獲新生與活力。這雖然仍是杯水車薪式的“政績工程”,卻實實在在可以稱之為民國刻本的最后一次大規模刻印,是抗戰期間當之無愧的古籍刻印活動之最大規模者。

此外,程氏序言中提到的4萬余塊書版,目前已不知所蹤,或存或毀,或散或佚,都不得而知。程氏當年費盡心力,所重新刻印的這25種古籍,目前也因藏品的缺乏,無法確知其准確書目。據目前筆者所知,有藏家稱,在《史記》、《漢書》、《后漢書》和《三國志》這四種原成都存古書局印行的“前四史”零本中,偶有發現紙張、開本、版框與筆者所藏《白石道人歌曲》相仿者,很可能就是程氏主持重刻的25種古籍之一,但大多數都沒有程氏序言附前,市面上仍以晚清刻本視之,以作善價。

看來,要澄清歷史,還這段“抗戰刻本”之本來面目,還需假以時日,還需相當充分、相當持續的甄別與研究。在此,隻能寄望有朝一日,各地藏書家能各盡所能,終可搜齊這25種“抗戰刻本”,一方面既是巴蜀刻本的絕唱存照,另一方面,也堪稱抗戰大后方在文化救亡方面的特別文物。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曾當選為上海學生聯合會會長,是上海學生運動領袖之一。自復旦大學畢業后,赴美國留學,入芝加哥大學哲學系,后來轉入伊利諾伊大學學系。1926年獲學博士,同年8月歸國,在復旦大學及大夏大學擔任教授。

1927年,任中國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執行委員兼宣傳部部長。1929年,任省立安徽大學校長,后當選中國國民黨第三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1931年,出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副部長,兼任江西省政府教育廳廳長。1932年,兼任陸海軍總司令部黨政委員會委員,當選中國國民黨第四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1933年,任湖北省教育廳廳長,后任國立浙江大學校長。1934年,調任國立中央學校教務主任,再任江蘇省教育廳廳長。1935—1938年,被任命為首任中國駐德國大使。抗日戰爭爆發后的1939年3月,任國立四川大學校長。(肖伊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