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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大华:对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2022-05-29

[摘 要]“超英赶美”思想、四个现代化思想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思想,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和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提出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重要内容。“文化大”结束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赶超”思想、现代化思想和“三步走”发展战略思想,并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对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华民族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人类做出过重大贡献。但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权丧失,,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文明、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作为中国党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十五大报告对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历史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科学评价。学术界先后发表了一批研究和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章, 但就这些文章的内容来看,很少涉及对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一问题。本文拟在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对的“赶超”思想、现代化思想和“两步走”发展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作一探讨,以纪念诞辰110周年。

所谓“赶超”思想,就是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赶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使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思想,这是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集体领导的核心,早在1977年,在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就提出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主张。[1]1978年12月13日,他强调,没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创新的干部,“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1](p.143)此后,又多次在不同场合阐述了赶超西方国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如1980年1月,在中央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拥有各种有利条件,一定能够赶上世界上的先进国家”。[1](p.260)和的“赶超”思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赶超”思想是对“赶超”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首先,从“赶超”的目标上看。和都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中国要“赶超”的目标。早在1955年,即国民经济恢复不久,在中国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提出,“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2]后来,又多次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号召,并指出,如果不能在一定时期内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将被开除球籍。[3]“文化大”(以下简称“”)结束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多次提出将“赶上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他和一样,对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强烈的紧迫感,认为中国已经落后于世界,如果再不奋起直追就有可能被世界淘汰。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中国要“赶超”的目标,同时他又选择了当时最发达也最强大的美国和英国作为具体的赶超对象,所以的“赶超”思想就是“超英赶美”。与不同的是,一方面提出要赶超世界先进国家或世界发达国家,这是中国长期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又把中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一定时期内中国要赶超的具体对象,如他提出到21世纪中叶,中国要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方面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样,在“赶超”的目标上,就把长期要“赶超”的目标(世界先进国家或世界发达国家)和一定时期内要达到的目标(中等发达国家)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从而既树立了“赶超”的远大理想,同时又使“赶超”具有了一定的阶段性和实现的可能性。这无疑是对“赶超”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其次,从“赶超”的内容上看。主要是把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作为中国“赶超”的内容。1956年,他在谈到“赶超”美国时说,美国只有1.7亿人口,但一年能生产1亿吨钢,而中国有6亿人口,但只能年产400万吨钢,“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3]1957年,他在莫斯科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年产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3](pp.325~326)力图在钢产量上赶上和超过英国,这也是后来发动“”并不断加大钢年产量指标(1958年1070万吨、1959年2000万吨~3000万吨、1960年达到5000万吨)的重要原因。在当时国家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钢产量远远不能满足工业化需要的历史背景下,把钢产量作为“赶超”的内容完全可以理解。但一个国家的强弱不完全是由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决定的,还取决于包括、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多种因素构成的综合国力,而且一味强调钢铁产量有可能造成经济发展失衡,“”以“钢”为“纲”的教训值得认真吸取。尽管也认识到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方面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以及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1](p.260)但他在确立“赶超”的内容时则是以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国力水平和富裕程度的通用标准,即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依据。20世纪80年代,他多次提出,到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达到1万亿美元,人均达到800~1000美元,人民生活实现小康,到21世纪中叶,努力使国民生产总值达到6万亿美元,居世界前列,人均40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与比较,的“赶超”思想不仅内容更加科学,更加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而且更加形象(如小康),更能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更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赶超”的积极性。

再次,从“赶超”的速度上看。“赶超”的核心是速度问题,也就是实现跨越式发展,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曾经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4]在看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4](p.302)继承了这一思想,并从多个角度论述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意义。1978年9月,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工作时指出:“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1](p.128)他甚至认为,发展速度的问题,“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问题”。[5]因为,只有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对内才能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的需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对外才能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5](p.356)和虽然都十分重视中国的发展速度,希望以跨越式发展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在“赶超”的时间表上二人又有很大不同。是在1955年提出“赶超”思想的。开始他认为中国要“超英赶美”,至少要五六十年,也许7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但到了1957年以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不断缩减“超英赶美”的时间,甚至认为3年可以超过英国,10年可以超过美国。[6]后来,“”给国民经济造成的巨大挫折使开始反思急于求成、脱离实际“超英赶美”的教训,重新回到了他以前对中国“超英赶美”需要五六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估计上来。而提出的“赶超”时间表自开始就比较合乎实际,他认为中国要到20世纪末才能过上小康生活,21世纪中叶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至于赶超西方最发达的国家则需要中国人民的长期努力。

是新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创者。早在新主义时期,就提出在中国胜利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及时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召,并于1957年第一次使用了“现代化”一词。在这年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和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他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3](p.207)1959年年底到1960年初,在阅读苏联《经济学教科书》时,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4](p.116)这样,原来的三个现代化就变成了四个现代化。1960年3月,在会见尼泊尔首相时表示,我们“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4](p.162)1963年8月,他进一步明确提出,我们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8]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很快被全党和全国人民所接受,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一次会议上郑重宣布,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9]。这便是四个现代化的由来。现在有学者认为不是四个现代化的最早提出者,并以此否定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中的重要地位。这与历史事实是不符合的。在1980年4月1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时的谈话中就曾明确指出:“我们现在讲的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周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出来的。”[1](pp.311~312)

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思想为所继承。1979年初,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思想伟大旗帜。”[1](pp.162~163)在1979年10月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中强调:“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各条战线上的群众和干部,都要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促进派。”[1](pp.208~209)因为,“许多问题,不搞四个现代化解决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加,人民生活的逐步提高,国防相应地得到巩固和加强,都要靠搞四个现代化”。[1](p.276)正是基于对实现四个现代化重要性的认识,他把实现四个现代化提升到了“中国最大的”的高度。1979年11月,在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指出:“就我们国内来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1](p.234)1980年2月,在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强调:“我们党在现阶段的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1](p.276)此后,又多次阐述过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坚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思想的核心和本质。如前所述,是在考虑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提出四个现代化思想的,因此,他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统一。与一样,也把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定位在社会主义。他曾多次强调:“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5](p.110)他对那种认为“中国应该搞资本主义现代化”或所谓“全盘西化”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搞现代化,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资本主义”。[5](p.229)他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1](p.164)

在提出四个现代化思想和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特别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而不能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甚至包括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3](p.41)继承了这一思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就谆谆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过去搞,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1](pp.163,164)1982年9月1日,他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pp.2~3)此后,他在各种讲话中又多次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性。

在继承现代化思想的同时,又丰富和发展了的现代化思想。和都讲四个现代化,而四个现代化的内涵,借用的话说,“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1](p.276)所以无论是还是,尤其是,特别强调发展国民经济对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他曾经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1](p.250)随着现代化事业的推进,认识到:“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1](p.208)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强调:“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更高更切实的,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1](p.322)1983年4月29日,在会见印度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5](p.28)这些论述体现了全面现代化的思想,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包括经济现代化(“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更高更切实的”)、文化现代化(“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人的现代化(“要使广大人民有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在内的全面现代化。1987年召开的十三大根据的上述思想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0]。从四个现代化到全面现代化,这是对现代化思想的重大发展,尤其是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提出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为了迅速改变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的状况,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中国实际出发,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创造性地提出经济发展分“两步走”的战略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继承和发展“两步走”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思想。

1954年6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2](p.329)在这里,初步提出了中国经济分两步走的战略构想:第一步用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的时间打基础,第二步用七个五年计划即35年左右的时间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步和第二步加起来是十个五年计划即50年左右的时间。1955年3月,又在讲话中强调:“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2](p.390)

20世纪60年代初,经历了“”的挫折,对中国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艰巨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1961年5月27日,他在同来华访问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谈话中表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4](p.301)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强调:“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4](p.302)正是基于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能需要50年甚至100多年时间的估计,1963年月间,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分“两步走”的战略构想,即:“在三年过渡阶段之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8](p.347)根据的构想,1964年12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将“两步走”的战略构想进一步表述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9]

提出的“两步走”的战略构想,因受极“左”的干扰并没有得到贯彻实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1980年1月16日,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初步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构想:“我们要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从今年元旦起,只有二十年,就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八十年代是很重要的,是决定性的。这个十年把基础搞好了,加上下一个十年,在今后二十年内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就可靠,就线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经过二十年的时间,使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发展达到小康水平,然后继续前进,逐步达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1](p.356)1981年11月召开的五届全国四次会议接受了的这一思想,提出“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消费达到小康水平”[11]。1982年5月,十二大正式提出:“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在战略部署上要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12]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进步,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考延伸到了21世纪以后的更长一个时期。1984年5月29日,他在会见巴西总统时指出:“现在中国还很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三百美元。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我们就可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5](p.57)10月6日,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思考:“我们第一步是实现翻两番,需要二十年,还有第二步,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恐怕是要五十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两步加起来,正好五十年至七十年。”[5](p.79)1987年4月26日,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时又指出:“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到本世纪末,花二十年的时间,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就是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八百到一千美元。在这个基础上,再花五十年的时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5](p.224)4月30日,正式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5](p.226)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后来被写入十三大报告:“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10](p.16)

的“两步走”发展战略思想与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思想相比较有许多相同点和不同点,而这些相同与不同也体现了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对的“两步走”发展战略的继承和发展。

首先,就相同点而言。无论是的“两步走”发展战略,还是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为了加快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展国民经济、早日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另外,这两种发展战略都体现了发展的阶段性与发展的整体性的统一。但“两步走”发展战略的目标比较笼统,而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目标则十分明确,不仅提出了每一步要达到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具体要求(翻一番,人均500美元;再翻一番,人均1000美元;再翻两番,人均4000美元),还提出了每一步人民群众要达到的生活水平(温饱、小康、富裕)。

其次,就不同点来看。第一,的“两步走”发展战略,希望用30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实现四个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有些急于求成,脱离了中国实际,而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是到21世纪中叶,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从20世纪80年代初算起,共有70年的时间,比较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而且,第一步和第二步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和目标的实现,也说明了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是实事求是、切实可行的。第二,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但对如何实现这一发展战略缺乏深入全面的思考,就他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来看,基本上还是传统的动员方式,如大搞群众运动,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抓,促生产”,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而非生产力的发展等。而则提出了一整套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如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重视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为知识分子正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充分调动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打破吃大锅饭的传统,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进行经济制度和制度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此而言,虽然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但是没有找到实现“两步走”发展战略的道路和方法,而不仅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并且找到了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道路和方法。只要我们坚持所确立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以及为实现这一战略而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一定能够“赶超”世界发达国家,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为了把“一穷二白”的中国迅速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富强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性地提出了“超英赶美”思想、四个现代化思想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思想,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些思想还不够完善,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也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实行,但他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报告曾指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民族复兴道路的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13]“”结束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在继承和发展的“超英赶美”思想、四个现代化思想和“两步走”发展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赶超”思想、现代化思想和“三步走”发展战略思想,并在实践中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对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郑大华,历史学博士,教授,湖南师范大学,410081;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00006。)

[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27页。